二○○○年，我二十出头，还是个爱幻想的青年，来到德国，在一个封闭的小城市Weimar读书。那里风景如画，学院林立，不过中国人很少。一天我正在搬家，一个德国老太太敲了我家的门，问我愿不愿意接受一些好消息。很自然的，出于“教养”，我让她进来。于是我得到了我人生的第一本圣经。

接受了这一本德文圣经以后，“麻烦”就不断了。老太太是迄今为止我见过的最执着的人之一。很显然，我和蔼的态度助长了她的信心，于是她开始了漫长艰苦的拯救计划。时值二○○二年底，对于当事的双方，我们大约都没有预见到对方的顽强。老太太一如既往地敲门，带上新鲜出炉的蛋糕或饼干。我则一如既往地客气，请她喝茶。这个老太太叫Renate, 德语词根是“拯救”的意思。我中文名字意味木头，的确是和木头一样顽固。我直接了当地说，我觉得圣经很好，但是和我的知识体系冲突，我相信进化论。我尊重所有人的信仰，甚至敬佩某些基督徒，但是我很难仅仅相信一本书。Renate则问我，那么，你读过圣经吗？我回答，没有，但是我会去读读。

我读圣经是出于骄傲，也出于诚信的观念，答应别人读了就要真的去读。但我想读出其中的破绽，然后说服执迷不悟的基督徒。我当时没有中文圣经，一本德语的路德圣经，读起来很是头疼。我德语再好，用于和以德语为母语并熟读圣经的人辩论，还是大大吃亏。公平起见，Renate为我准备了一本中文圣经，然后以一个老人最大的信心开始学习中文的拼音。她甚至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本带拼音翻译的德语圣经，然后背诵中文发音。我数次对她说这样做没有必要，可是她坚持。久而久之，我只能随她。而我，则守约梳理圣经知识。这并不是一个信徒的阅读方式，只是知识性的梳理，一点一点读。如果读到与我的认识相差太大的经文，就整段跳过。

如此反复，转眼一年。我提了无数的问题。Renate风雨无阻，每个星期来一次。逐渐地，我的敌意消失了，最初觉得她可怜，然后觉得她亲近，最终觉得她可敬。最后一次挣扎是关于旧约圣经撒母耳记，我问她满是恩典的神为什么要击杀自己的子民。她则用罕有的威严问我，你觉得你是个罪人吗？ 你觉得他们是罪人吗？

这个问题在日后时时萦绕我心头：我是罪人吗？我和世人一样都有罪吗？尽管Renate答非所问，但那一刻，我心里清楚，我的确是有罪的。这种直接了当的询问，在我里面撕开了一个裂口。我很爱和Renate一起读经文了，生命出现若干奇妙的转变，异常蒙恩。毕业在即，我的工作很顺利，被教授派回上海，组织一个外资事务所的代表处。临行前，Renate很高兴也很忧心，尽管我们之间有“君子协定”，她不能强迫我信主，但她仍问我是不是愿意祷告接受主。我犹豫了一下，出于对Renate的信任而不是对基督的信，我同意了。但事实证明，有着神恒久之爱的Renate，还是低估了我的顽固。

一切都升级了。我拿着足以让人羡慕的工资，在外滩豪华办公室里，接触着金光闪闪的资本家。一个夜晚，在和平饭店的楼顶，一位在生意上扶持我的J先生指着黄浦江中的一艘游轮说，那是他的，然后看着我说，“十年内，你也会有你的一艘游艇停在这里。”老实说，我瞬间就被这万国的荣华所迷。从和平饭店往东看，满目华彩。黄浦江粼粼的水面照着两岸高楼的光彩，青年人心里满了激动。

Renate曾在我心里种下了基督的种子，她以最大的信心将我心田里贫瘠的土壤变得肥沃。可是不等收获，J先生就在这心田里播下了另一颗种子—玛门（钱财）。“没有人能事奉两个主；因为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你们不能事奉神，又事奉玛门。”日后，当我重读新约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时，心会不禁颤抖。外面的人尚未销减，里面的人如此稚嫩。我人生的第二个导师，J先生，是一个极有魅力的人。睿智、正直、博闻强记，深谙一切规则却举重若轻。他将我带到“极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指给我看—犯罪之路由此展开。 拜玛门是有后遗症的，我在上海的工作陷入了以金钱润滑的恶性循环。几乎一切的事情，都被我与金钱等同起来。在世界的游戏规则里，这种思路也的确是最有效的。奇怪的是，我虽然赚了些钱，但这些钱赚得让人难受。

这样的生活也在改变我的内在气质。我开始缺乏同情，一味催促同事，节约成本，拖欠付款。我运作的代表处，拖欠的应付款不断上升，从五位数到了六位数，再成为七位数。不是我们没有能力付款，而是按照“游戏规则”，凡事必须“利益最大化”。

一次我回到南京父母家里，谈起“剥削”的正当性。母亲愤怒地说，你怎么变成这样，只管自己赚钱，不看看普通人是怎么样生活的。我当时心里震惊，问母亲我怎么变了。母亲说，她喜欢我去德国前单纯的样子。我对她说，你不是希望我能上进奋斗吗？我现在正在奋斗，难道我不去作狼，去作一只羊也可算奋斗吗？母亲默然。她一辈子吃苦，心地善良，单纯地相信儒家的学而优则仕，督促我读书上进，没想到结果却并非她所愿。当天，我异常后悔说出这样的话。我突然反思这些日子，发现在德国那么久，我最好的朋友是Renate—本是一个陌生人，没有任何交集，为什么会与她成为忘年的朋友呢？我很茫然。

转眼到了二○○四年年底，我到上海将近一年，众人眼中的骄傲，自己内心的虚无交织成一股力量，这股力量横冲直撞，把我带向自卑、自大的两重困境。二○○四年岁末前的几日，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她来自美国加州，在遇到我的时候是一个福音朋友，去过聚会，接触过基督徒，不信神，却爱唱诗歌。她简单直接，有异常执拗的是非观。对于她心灵中厌恶的事情，她坚决抗拒，她常常要求我对得起良心。

由于要对良心和太太负责，由J先生指明的那条大道就失去了吸引力。我开始减少出门应酬的次数，对于生意，懒得行贿，甚至对于索贿的暗示也懒得应付。另一方面，我开始寻找聚会的地方。Renate姊妹爱我，怕我摔倒，所以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成全我的成长；可是在上海，弟兄姊妹虽然也爱我，却不会溺爱我。我当时忙于世界的事业，疲于奔命；太太性格敏锐而封闭，是个艺术家。我虽然很想聚会，却被世俗捆绑着；她虽然没有被世俗捆绑，却被自己的观念束缚着。这个阶段是非常奇怪的恢复期，我想着与神和好，却用着自己的方式献祭。我不太热衷于聚会，仅仅宣称自己是个基督徒。

同时，出于良心的不安，我开始做一些公益事业，援助了三个艾滋病孤儿—姐弟三人，两个高中生，一个初中生。后来大姐考上大学，学费却无从着落，我实在觉得无力资助了。在聚会里我心里想着这位大姐上大学的事情，一个从美国来的弟兄突然对我说，这三个孩子的生命和你密切相关。他话中的威严，使我大为震惊。我突然发现，自己立志行善的信心是如此之小，随时都会退缩，柔软的心如此容易刚硬。我真的爱那几个孩子吗？或者只是为了我内心的不安找个安慰的借口？我当时很少祷告，当天实在不行，与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困扰，也与弟兄姊妹一同祷告。

神怜悯我的小信，第二天就有一位弟兄和我联系，说愿意和我分担那位大姐的学费，还愿意向他们传福音。我心里实在感动。记得当天，孩子们的父亲（艾滋病晚期患者）等候我们的汇款。当他说他收到钱时，几乎泣不成声。我心里既难过到了极点，又得到了莫大安慰。我对大姐说，和那位弟兄多多通电话。我说这话的时候，真的看见了自己的小。现在想来，这次就着自己的献祭，若不是得到弟兄的帮助，难保我不会像该隐一样心生愤恨。感谢主。

二○○五年，我在世俗的援助事业也走到了尽头。在一个朋友的照片里，我看到了一个艾滋病孤儿，正用刀在手臂上刻字：一只手臂上刻着“忍”；另一只上正在刻“杀”。我当时突然觉得，对于一个充满了仇恨和压力的人，仅仅供给生活所需，绝不能称为正义。“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这句话是我十七岁那年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里读到的；之后好些年的时间，被我奉为审察他人的明言。然而在那个时刻，我发现，我以为自己正在营救困境中的奴隶，却不察，自己就是这奴隶。那一天，我亲近了主。

人是健忘的。我将一切的良心困境归咎于中国的环境。二○○六年夏，我们最终决定，放下上海的工作，逃离金钱的吸引，也逃离良心的控诉，到美国老老实实地开始新的生活。

在美国，我忽然失去了属世的负担，变得“自由”起来。没有客户需要巴结了，没有官员需要贿赂了，没有员工需要担负了，也没有合伙人需要负责了。这如同一个漫长的假期，我在加州东湾温暖的阳光海风里，真是舒服。我仍然自称基督徒，但是不去聚会，不太读圣经，对于圣经背景的历史、知识却格外感兴趣；醉心于哲学和神学，却对基督的死而复活没有感动。通常这样称呼自己：文化基督徒。

开始的时候，我英语很差，但是专业不错，就做技术工作，接些在中国几乎是忽略不计的小活，两个月做一个，就足够生活。我与妻子对于钱都没有太大的追求，于是就有了大量的时间。我们两个人制定了庞大的阅读计划，涵盖哲学、艺术、历史和文学。她系统地阅读先秦史，而我则开始阅读宋史。这几乎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自己写一部宋史，不再以断代或人物的史观去记录，而是一部托克维尔式的社会史。为此我整理了一百多本专著，无数的参考文献，仔细地阅读《艺文志》、《食货志》和宋元笔记。奇怪的是，这种学问的追求却丝毫没有带给我满足感，我只有以学无止境安慰自己。一次我太太对我沮丧地说，看来我们两人潜心读书，也要二十年才会有些小成。我也很感慨，人生里最年富力强的二十年要用来消耗在这事情上。这曾被我们认为是我们最有兴趣的事情，真的深入进去，却极为空虚。在《浮士德》里，浮士德博士受到这样的诱惑：可以得到自然奥秘的智慧，却永远不能得到幸福和永远的生命。《浮士德》下卷写成的时候，歌德已经年衰不堪，时间的珍贵促使他必须反思智慧的虚空。
在那个时候，我们两人都没有反思，反倒变本加厉地追求属于世界的智慧。

二○○七年，我太太申请到了一所很好的大学，应允了全额奖学金。义无反顾地，我们两个没有祷告，就跑到了纽约。二○○七年下半年，实在经历了痛苦的选择。人类的痛苦有两个，一个是得不到，另一个是得到了。那年的年底，这两个痛苦充斥了我们全部生活。我太太的教授是个异常严谨刻板的人，他要求他带的学生毫无意志地服从，偏偏我太太是个极为自由随性的人，从不妥协于自己的主见。

矛盾终于爆发了。我太太是学生中工作最努力的，通常担负了小组里八成的工作。因为我们同专业，我还在家帮助她做一些。可是她却是教授最常批评的对象。到了一个时候，她沮丧到了极点。一天傍晚，她走在街上哭，我能安慰的话都说完了，就默默地陪着她。突然在前面看见了一辆小卡车，上面写着“Jesus loves you”(耶稣爱你）。 看着这样的安慰，我们如同溺水的人，不禁流泪走了过去。主在做恢复的工作，而我们把神当作止痛剂，有了病痛就想起祷告，病痛过去就忘记一切。蒙神怜悯，这个状况在二○○八年九月二十日这一天被彻底颠覆了。

二○○八年九月二十日，是我太太和我真正见证神的一天。也是使我们真正有份于神计划的一天。如果说，这天之前，我们还是良知上的基督徒、思想上的基督徒、文化上的基督徒、求恩典的基督徒，这天以后，我们两个则是真正重生的基督徒。九月二十日的下午，我的姊妹一如既往地看着哲学和历史，突然想起，从没有仔细读过圣经，竟然把西方最伟大的经典忘记了。于是拿出圣经，开始读马太福音。据她描述，那天，她读到圣经的那一刻，泪水立刻就不能停止，边读边哭，满眼看到的都是爱。我只对她说过圣经这本书很好，耶稣的教训超凡。从那日起，圣经上的文字对我们成为鲜活的显现。

我下班回家，见到她泣不成声。她看见我推门进来，严厉地质问我：“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圣经是真的？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耶稣基督是神？”这两个问题将我震惊了。我整个人都呆住了。“圣经是真的”，这句话竟然从我太太口里说出，一个被理性启蒙捆绑了二十多年的人，一个前一天还在和我讨论周濂溪和王阳明的哲学的人，一个珍贵先秦文化，宝贵祖宗遗产的人。她竟然说，圣经是真的。那个时刻，我的灵里火热，立刻与她一同做了一个长长的认罪祷告。我真的感谢主，我几乎，或者说已经跌倒不能起来了，被世界、文化、哲学、宗教拉下去了，现在重新站立。

三年过去了。离开我们清楚地得救已有了一段时间；但回头看来，仍满是神的恩典。这一切的经历，成为写在我们旧人上的新歌。那旧日一切的死荫，都成为我们救恩的准备。偶然回首，不能不用诗人曾宣告过的激励自己：“我的魂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赞美祂，祂是我脸上的救恩，是我的神。”（诗四二11）

— 吴弟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