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心理学家发现，人与动物之间最大的差别在于，人对不存在的东西会产生恐惧。探查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比我们探查一部作品更能有效地触及心灵的秘密通道。照英国神学家詹姆士·里德的说法，“许多恐惧都是来自我们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不理解，来自这个世界对我们的控制。”“为了实现完满的人生，需要我们做的第一事情就是去获得控制恐惧的力量。”在现代社会，恐惧越来越有力地折磨着我们，到了每一个人都无法规避的地步，这让我想起十九世纪英国诗人和散文家麦尔兹同他的朋友一道访问埃及时，有人问他，假如允许他问一个问题，并保证能得到回答，他将向斯芬克斯提出什么问题，麦尔兹说，他将提这样一个问题：“宇宙对人类是友好的吗？”这个悬而未解的问题，困扰着许多自恃聪明的人，让人倍感世界无常。正是由于人的有限与渺小，比之于宇宙与世界的深不可测，差距太大，才使人对许多无法理解的事物生出恐惧。比如，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都幼稚地认为“四”、“十三”这些数字会给他们带来不祥，可见，面对世界的无常，人是多么脆弱而无助。

鲍斯威尔说：“没有比恐惧更让人苦恼的情绪了：恐惧使我们痛苦不堪，并使我们在自己眼中也可鄙到了极点。”蒙田则说：“恐惧甚至比死亡本身更可憎，也更难以忍受。”在这里，恐惧意味着尊严的丧失。当卡夫卡在《地洞》这部小说中写到那只小动物竖起耳朵紧张地谛听着地洞外的动静时，他已走到了孤独与恐惧的深渊；让我们再回想一下科波拉的著名影片《现代启示录》吧，“我”行走在仿佛永远走不完的河流上，越来越对将要面临的事实感到恐惧，当“我”见到那个隐藏在森林中拒绝作战的军官（马龙·白兰度饰）时，恐惧驱使“我”举刀向那个军官砍去，想以此来解除内心压力，这时，画面上只有军官在血泊中痛苦地翻滚，以及他低沉的、绝望的叫声：“恐惧！恐惧！”这里面，科波拉让我们看到战争把人性伤害到了什么程度。

恐惧有许多种面貌，但经历代哲学家的研究，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种形式：一、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有所恐惧；二、对“不存在”感到恐惧；三、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也许我们还可以想出一些恐惧的其他形式，但以上的三种实际上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恐惧类型。恐惧的强度也有不一样，有的较弱，有的强烈到足以导致绝望的地步，有的则在这二者之间。许多现代人经历了这种可怕的黑暗，并由此发展出绝望的哲学，基尔凯戈尔就专门写过一部著作，叫《绝望论》。绝望是恐惧的极端形式，而恐惧又总以颤栗为心理特征的，他表明人承受了过于他们所能承受的东西，以致心里失去了安全感，失去了依靠。在存在的威胁面前，人是需要一个更大的保护者的。

人为什么会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感到恐惧呢？原因在于，自从每个人的自我成了一个茧，把自己与他人之间封闭起来之后，人就无法再了解自身之外的存在，他漠视神圣的存在，也不再想象人存在中的完美性。事实上，人自身的存在是开放性的，他渴望与更高的存在联合在一起，以弥补自身的不足，所以，传统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信仰中却有“神人相调”的启示。古代中国人强调“人”必须与“天”相统一、协调、一致、和睦，所谓“参天地，赞化育”，但中国思想中并没有哪一个神圣实在与“天”相对应，“天”显得非常空洞，最终就把“天人合一”理解成了“自然的人化”，结果是“人”，而不是“天”；基督信仰里的“天”被指称为神，基督，赐生命的圣灵，“神人相调”是指三一神的神性与它所救赎的人性在时间里相遇，但不产生第三性，是神人二性，以“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为代表，其最终的合一是合一于“天”—“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如今，在这个渎神的物质主义时代，东西方似乎都不再崇尚“天”了，而是热烈地去追求属地的事物，人的存在彻底地向神圣存在关闭。这种存在的闭抑性使得人开始用人的立场来认识人自己。结果，现代人越认识自身的人性，越往自己的内心深处走，就越会发现人是一个空洞的存在，你根本无法认识自己，甚至越认识还越模糊，以致一切都处于晦暗之中。这个时候，人自然就会产生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的恐惧。这也就是现代的艺术家们越想认识人，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就越没有地位的原因。其实，古希腊的名言“认识你自己”的本来意思是“记住：你将死去”，可是，现代人普遍理解错了这句话。

很早以前读过美国的薛华博士写的一本书，他说，小孩通常很害怕被单独留在黑暗而“不具人格”的房间里，人怎样安慰他都无济于事，但在有基督信仰传统的西方国家，父母会对孩子说：“不必怕，因为神也在这里。”这是个简单而奇妙的真理，因着他们相信神是真实存在的，同样有人格的人就不必再惧怕“不具人格的”东西了。许多的心理学家，都用这个办法，实用主义式地表现出相信“神存在”的模样，却能对患病者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卡尔·荣格就经常告诉他的病患，在一切生活中要“好像”神是存在一样，就可以对付心理上的恐惧。在荣格去世的前八天，他在
记者对他的最后一次访问中谈到他所认为的神是：“凡是从我外面切入我意志的东西，或是由我的集体潜意识中涌现的东西。”他的建议是，姑且把它称作“神”，并且向“他”投降。为什么荣格用这种方式能够治愈许多人呢？因为神的存在消弥了人里那种对“不具人格的东西”的恐惧，它太真实了。

最为强烈的恐惧，也许要算是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了。这种恐惧是最具摧毁性的。“记住：你将死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残酷的事实。死是那样的不容置疑。奥古斯丁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只有死是确定的。”死的权势将注销一切生者的意义：每一个活着的人，都是在死，准备死，最终无一例外地进到死的怀抱中。既然我注定要死去，而且死不由我主宰，它随时都可能临到我，那我活着的意义在哪里呢？对死亡的恐惧实际上就是对生之意义的质疑，它几乎是困惑所有哲人最根本的问题。那种像苏格拉底那样将死当作一种福乐来期待的人毕竟太少了，因为它需要的是为真理献身的勇气。柏拉图的思想就是起源于苏格拉底的不妥协之死。对苏格拉底来说，与真理的对话—言说“道”（逻各斯）—能使他无视死亡的某种可怕本质，可是，今时代的人已经失去了对“道”的追寻，他还能够用什么来抵挡这一恐惧呢？

恐惧意味着一种威胁，时间对我们的威胁，以及自我的缺陷所带来的自我威胁，这与罪有关，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旧约·创世记》一书中，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就承受了神的咒诅：“你必定死！”这里表明人的堕落是堕落到了时间的制约里面，死即意味着时间对人构成限制。因着每个人里面都有一个渴望无限、达到永远的愿望，使得人都希望死迟一点到来，事实上人又无力做到这一点，对死亡的恐惧就产生了，因为它是一个随时都可能来敲门的不速之客。恐惧死的另一个原因是，人无力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负责。人的良知渴望公义、圣洁，而在人肉体里又没有良善，活在罪中，人就有了一种为义自责的痛苦。因着人无法带着自己圣洁的一生去面对死，恐惧死实际上就是恐惧死后有审判。

如何才能胜过恐惧呢？首要的是人必须认识到自己的有限及不足，从而保持对未知世界的敬畏，而不是草率地把自己看作终极，以为自己能够承担一切。真正的情形是，人被置身于一个他自己无法左右的世界中，再也不能靠自己有限的力量从恐惧的茧中突破出来，他必须承认人不是自己生存者，他必须相信这个世界有一个比自己更大的存在者，只有这位更大的存在者来守护人的生存，人活着的意义才能得到证实，我们也才能以此来克服对“不具人格的未知事物”，对“不存在”，对“死亡和消失”的恐惧。这个事实将变得越来越尖锐，因为人类在今天已经来到了一个极其脆弱的境地，他对自己再也找不到以前的年代里那种的自信了，或者说，历史上许多残酷的事实业已证明，人类在失去了一个更大的存在者的守护时，是有可能变得像动物一样野蛮和为所欲为的。在这种情形下，人感到恐惧并不奇怪，而要彻底消除一个人内心的恐惧与不安，除非使这个人成为另一个世界的公民—永恒世界的公民。这个世界将给他新的更有价值的力量，给他信心，给他勇气，使他成功地从恐惧的世界中解放出来。我愿意再次引用詹姆士·里德的话：“正是在这个永恒的世界中，基督发现了无畏的秘密。他知道不管是自然的灾害，还是人类的残酷，都不能触及到他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永恒世界里面的事情。在这个永恒的世界里面，没有什么东西会受到水与火的威胁，因为水与火的威力永远也达不到这个领域。”而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似乎说得更为明白：“真正的恐惧来自信念；虚假的恐惧来自疑虑。真正的恐惧是伴随着希望的，因为它来源于信念，而且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抱着希望。虚假的恐惧伴随着绝望，因为人们对自己所信仰的神怀着恐惧。前者怕失去神，后者怕找到神。”确实，终极意义上的恐惧，不是简单的害怕，也不是一种情绪，它关涉着我们生存的本源，只要有存在感的人，只要不愿苟活的人，只要还没有终止思索的人，迟早都会面临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