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洛佛(Glover) 女士一九〇〇年10 月25 日在上海“进入安息”—经历逃离山西的贫困与患难

弗罗娥（Flora Constance Kelly）是凯利（J.A.Kelly）牧师的二女儿，出生于一八七二年的大年初一。她是因着许多祷告而得着的孩子。父母从她一出生就将她献给主。

她天性可爱且令人愉悦。当世界展现其诱惑时，她放弃了同时服事两个主的企图，非常明确且坚定地向主降服。从那时起，她就领悟完全分别的需要，放弃了她与主之间每一个间隔。她在恩典里的长进明显且快速；借着生命与话，她为基督作的见证清楚且明显。

因着对神话语的热爱，她唯一的愿望是认识祂。基督不仅是她的根基，也是她的目标，祂“是千万人中的第一人”，是“全然的可爱”。就象圣徒保罗一样，“我只有一事”。她似乎领悟到微小生命的不足，且在永恒的光中衡量每一件事物，在对主再来的持续盼望里，渴慕地活着。

一八九二年她的父亲离开多佛（Dover） 前往普莱斯顿（Preston Gobalds）事奉，她也随父前往，并非常活跃地从事主的工作。她依靠圣灵的能力，为信徒开课、聚会并探访。直到如今那里还有人是因她而被主兴起的。她有着令人愉悦的温柔、坚固的信心、谦卑和属天的思想，非常引人瞩目，众人都爱她。一八九四年她与来自麻省的格洛佛（A. E. Glover）牧师结婚。将他们牵在一起的是他们为着基督在中国工作的共同渴望，在婚前他们就已经分别从主接受了“前去中国”的呼召。

格洛佛于一八九六年前往中国，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内地会，并且与剑桥七杰之一的司米德（Stanley Smith）一同在陕西省的路安城传福音。一年之后格洛佛女士带着小儿子及尚在怀抱中的女儿与他会合。他们一起度过一段宁静的时光，学习中文，为妇女们开班并探访她们。她绝没有想到，她的人生中竟然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能够在中国人面前喜乐地持守基督。她更没有想到她竟然是以她的死，而不是以她的生，在那里显大基督。

根据格洛佛先生对暴发在路安情形的描述，因着暴乱，他们从七月六日开始逃离逼迫。之后旅程中的四十天，他们的遭遇令人难以想象。但我们那听祷告的神，奇妙地拯救了他们。正如祂的一个仆人所形容的，来自全世界各地“极大量的祷告”涌至他们的身上。格洛佛先生和女士及两个年幼的儿女，于八月十四日平安地抵达汉口，但他们在受了这么多的苦之后，健康状态已经到支离破碎的情形。

在内地会的家里，爱和关切围绕着他们，他们得到妥善的照顾。格洛佛女士亲述这段的经历：“我几乎忘记我所曾受过的苦。所余的是对神极深的赞美，因为全是经历祂的祝福－能够在完全的平安中，藏身在祂能力的遮蔽和保守之下，在面对死亡之时只见祂的荣光－在几乎致死的人生道路上，经历祂柔细的背负和赐能力的爱。一切的遭遇全是对祂蒙福的经历。”

他们到达汉口四天之后，他们的小女儿信心（Faith Edythe）出生，但十一天之后女儿就过世。格洛佛女士的恢复虽然缓慢，不过仍旧在稳定且良好的控制之下。不光如此，她甚至还能被转移到上海。然而，突然的变故就在此发生。她的双亲本来殷盼着与她喜乐相会的，却在十月二十六日接到电报，“格洛佛女士已经与基督同在。”

当然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这是“好得无比”，她与一群殉道的朋友和同工们，已经与“王”同在－有“极度的满足”－且“在祂的荣耀面前毫无瑕疵”。如此年轻的生命并非白白地被弃。基督已因她的生命而显大，她留给后人的是可爱的回忆，并激发那些认识她的人，能够象她一样“向着标竿竭力追求，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召他们向上去得的奖赏”。

见证人：Katherine A.M. Kelly

逃亡—在泽州

对女士们和孩子们来说，在倾盆大雨中步行二十里地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加紧前行，至终我们在晚上十一点到达泽州，那里是山西边界。我们经过了很多村庄，在这个地方我们遭受的苦难达到极点。这个地区是北京企业联合会（Peking Syndicate）准备开矿、修铁路的地方。在已过的一年里，联合会的一个代理人在那一带观察、测量，这激怒了当地人，他们认为这样的观察破坏了“风水”，导致今年的旱灾。不幸的是，他们以为我就是那个代理人，要不是我把前面经过的村庄告诉他们好证明我不是他们以为的那个人，那一天我的性命也不保了。当我们穿过大路时，人群会跟着我们，有好几次我们几个人被他们无情地击倒在地，被他们用棍棒甚至砖头击打。当我们步行前进时，村子里咆哮的暴徒会冲着我们喊，“是的，就是他。杀了他。打死外国鬼子”。

在每一个村庄，我必须找出几个灰白头发的人，告诉他们：这些人以为我就是那个去年来这里准备开矿的人，但是我可以证明我不是：1）那人不能说中国话，但是我能，你们也能听懂我的话。2）他的头发很短，但是我却长了辫子，这么长的辫子不可能一年就长出来。这些人显然被我说服了，辫子救了我的性命。在一个村子里，他们把我的手绑在一起，准备把我吊在树上打死，甚至我们的小孩子也不能幸免。那晚当我们到达泽州城门口时，我们每一个人全身即痛又肿。他们不准我们进城，我们只能睡在城门过道里。第二天我请求见官，但遭拒绝，只能留在城门过道里直到日午。他们告诉我们，那里的罗马天主教教堂两天前被拆毁了，士兵把守着城门口，不允许神甫们出门逃跑。官员和百姓主要是仇恨两班人：罗马天主教和开矿、修路的工程师。我们一路上都证明我们两者都不是，而是更正教传教士，就允许我们活着离开，他们建议我们赶快逃往汉口。我们身边带着的孩子，就足以证明我们不是罗马天主教的神甫。

从山西到河南

在泽州我们如愿以偿，拿到一个路牌和一个官方文件，证明我们有权要求被护送到汉口，但是我们后来得知，那个文件里所说的是把我们当作普通罪犯看待。七月十四日周六中午，我们骑驴离开泽州，驴子上只有普通的木鞍。在到河南怀庆长达两天的路上，女士们骑牲口所经历的苦痛是无法形容的。他们现在躺在汉口的病床上，伤口需要得着医治。我们到达怀庆时，当地官员对待我们不错。那里有相当多的人对我们满了同情，只是因为害怕排外的官员，才不敢表露太多。

迄今为止，只有山西的中国人，在已过的八天里酷待我们，唯一的原因就是一个凶残的总督，放开了一班乌合之众的手，来对付几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外国男女老少。我们现在已经长途跋涉了一百四十里地，大多是靠步行，缺食少睡，接受太阳的灼烧，但是从这里开始，我们就再也没有被人苦待了。

三次通过黄河

从怀庆开始下面的五十里地，我们的待遇相当好，坐在车里赶路，当然大车本身很不舒服（既没有床，也没有稻草来填塞大车），防止了日晒，脚疼也开始治愈。我们希望去汉口将是一个快的旅程。然而失望来到，在永泽，一个黄河南岸、怀庆以东五十英哩的地方，当地官员不让我们通过，他说我们在泽州 的官方文件是不对的。没有别的路向我们敞开，我们只好返回。到了那里，我们遇见赫斯顿女士。她是因在泽州的地方官受阻，她头上带着重伤，脑浆实际上已经露出来了。

当地官员告诉我们，他不能为我们作什么，只能护送我们到黄河南岸，从那里我们自己需前行至郑州的衙门求助。这次为我们提供的又是货车。我们来到黄河北岸，在那里我们被护送者欺骗了，又一次我们陷入了绝望的状态：黄河待过，又没有护照。我们在河岸留了两天一夜，几乎没有盼望能够过河，除非得到一个官方的通行证。最后，在七月二十二日星期天下午，管轮渡的那人告诉我们上一条邮船，我们过河去，被放在离正确停船位置大约一百吗下面的对岸。

从郴州到信阳

我们步行了十三英哩到达郴州，直接到衙门求情。地方官亲自出来见我们，他是一个极其反对外国人的人，他说，“你们很幸运，今天一条法令刚通过，所有的外国人都要被送到汉口，我可以送你们去。若是你们昨天来，我就把你们杀了，现在我没必要杀你们了。”他填写了必要的文件，我们就被送上货车，但象普通的罪犯一样，每晚男人、女人和孩子都监禁在一起，唯一的分开是用一些木栏杆，把我们与那些带锁链的中国犯人隔开。这样的境遇持续了六天，直到我们到达一个庙里，那个满清官员的妻子给了孩子一些甜食。我们在七月三十日星期一到达信阳，一个河南的边界城市。在那里我们受到良好的对待，衣服也给我们了。我们在信阳留了三天，因为有兵正经此路到北京，我们若途中跟他们相遇，恐生麻烦。也正是在那里，我们赶上了格洛佛（Glover）夫妇，他们的两个孩子和盖茨（Gates）女士。他们是在我们离开潞城的前一天逃离潞安的，从他们那里得知，他们路上也遇到了与我们相似的困境。

在经过河南时我们发现，让人知道我们是新教徒，会使我们在人的愤怒中得到最大的保护。到达汉口后，我们得知早些时候被赶到河南的加拿大的长老会传教士也有类似的经历。

在湖北省

现在我们来到了湖北省，掌权者叫张之洞。在那里我们受到了官员们良好的待遇，并且发现，这里中国本土的基督徒得到官方的赞同，去汉口余下的行程就相对舒适了。我们是在八月十四日星期二早晨到达传教士集合点，从离开平遥算起，共经过了四十九天。

除了已提过的若斯女士外，另有四位也在途中去世了。我们亲爱的儿女中的两位死于疲劳和缺乏，都安葬在河南。库珀先生的太太和赫斯顿女士经历可怕的痛苦后死在湖北，她们的尸体被官方运到汉口。由于旅途劳顿，库珀先生的婴孩在到达汉口不久也死了。

我们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到达这个地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奇迹，但我们知道，我们脱离灾难，是由于神奇妙的大能保护我们。在许许多多的日子里，我们毫无遮拦的暴晒在烈日下，祂保护我们，以致我们中没有一个中暑的，这验证了祂自己的应许：“白昼的烈日不能击倒你”。我们的路也是如此，有时几乎是神奇般地向我们打开，为这一切我们向神献上赞美。

见证人Alex R Saunders， 中国内地会